飞抵伊斯坦布尔的当天就来到了达达尼尔海峡，这里是土耳其的西北部。加里波利是土耳其爱琴海畔欧洲部分的半岛，对面是亚洲部分，中间只隔着不是很宽的达达尼尔海峡。车子往渡口去的路上，那个能说一口字正腔圆汉语的土耳其导游，指着远处山顶上的一座建筑说：那是恰纳卡莱之战纪念碑，那里埋葬着1915年4月那场战争阵亡的土耳其士兵以及入侵者澳新军团战死者的遗骨。这处战争遗址并不在我们的游程之内，所以我没有亲眼目睹这个著名的纪念碑上土耳其之父凯末尔所写的铭文。a
从土耳其回来后，我没有去写我看过的其它一些著名的景点或是遗址，比如特洛伊、以佛所、圣索菲亚大教堂、蓝色寺，这些都是极富历史沉淀的所在，而是一直牵挂着加里波利墓地。我想，可能是那里共同埋葬着交战双方阵亡将士的遗骨，这让我觉得有些匪夷所思：月黑风高之时，这些亡灵不会争吵打斗吗？他们难道不是互为敌人吗？我感觉这一事件打乱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事物的习惯性思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回国后马上查阅了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又额外获取了一些信息。加里波利之战是英文的说法，土耳其语称之为“恰纳卡莱之战”。1915年4月25日，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协约国的英法联盟策划了这次海军行动。他们闯入达达尼尔海峡，企图打通博斯普鲁斯海峡，然后占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令人没想到的是，登陆时遇到了奥斯曼陆军上校凯末尔率领部队的拼死抵抗。战役持续了9个月，总共造成50万人的伤亡，凯末尔的部队几近全部战死，但最终守住了阵地。
还有一个故事值得我们去回味：交火中一位名叫的土耳其士兵，将一位名叫约翰的协约国伤兵抱回到敌军阵营，以便敌军的救护队能够及时地抢救他的生命。这则拯救敌军士兵的故事，后来被制成雕塑，矗立在昔日的战场上，成为永久的纪念。我这样说不是要宣扬这场战争，我只是赞誉战争中的人道主义情怀。
是的，这让我联想起了美国的南北战争。战争后期，南军败局已定，南方联军司令罗伯特李将军已经在考虑投降的事。但此时军队和民间出现了一种呼声：把军队化整为零融入民间，用持久的游击战来继续和北军对抗。李将军断然拒绝了这种将战争导入民间、把南方变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做法，他认为那是对人民生命不负责任的举动。
李将军给北军司令格兰特将军送去一封信，要求会面商谈投降的条件。几个小时后，当格兰特将军见到令他尊敬的敌军司令李将军时，生怕伤害到这位老军人的自尊心，一直在叙旧，始终不愿提起投降的事。最后还是李将军开口：“格兰特将军，我想，我们这次会晤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我要求你提出接受我们投降的条件。”格兰特只说了：军官和士兵放下武器。当他看到李将军身上的佩剑时，他认为没有必要解除老将军的佩剑，于是又说：这不包括军官的马匹和私人物品。当李将军读完那份《投降协议》后沉默了一会儿：有一件事，我们的骑兵所使用的马匹都是他们自己的，能否让他们保留，以便回到家乡继续用于耕作。格兰特非常大度地说：我将告诉我的军官们，允许所有声称拥有自己马匹和骡的人把他们的牲畜带回家，为他们的小农场效力。李将军告诉格兰特：我那边大约有1000名北方军战俘，已经好几天没东西吃了，因为我的士兵也同样没有食物。格兰特找来他的军需官，命令他向南军提供足够所需的食物。
李将军和格兰特将军共同签署了投降协议，然后握手言和。格兰特目送李将军走出这间屋子，这位不再是南军司令的老军人，穿着整齐的灰色军服，腰上系着鲜红的腰带，步履有些蹒跚。北方军鸣响大炮庆祝胜利，但立刻被格兰特将军制止：“他们曾经是叛军，但现在又是我们的同胞了，我们不羞辱他们的失败，就是对我们胜利的最好表达。”
众所周知，今天的美国，在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以及其他城市，都可以看到李将军的雕像，美国人视他为最伟大的将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恰纳卡莱那块著名的、最具人道主义意义的纪念碑吧，上面镌刻的是土耳其之父凯末尔1934年发表的一段著名的讲话：
“献给那些流血牺牲的英雄们，你们现在躺在友邦的国土上，在和平中得以安息。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脚下，肩并肩沉睡着的无论是约翰们还是们，都无任何区别。你们，母亲们，送子远离故土参战的母亲们，擦们的泪水吧！你们的孩子们如今沉睡在我们的家庭里，非常平静。在这片土地上牺牲了生命以后，他们就成为我们的孩子。”
凯末尔把死去的敌人都看成是自己的孩子，这需要多大的气度。我想，只有如此胸怀，方能化干戈为玉帛。
美国著名的歌手，今年七十一岁的音乐创作人，同时也是诗人的鲍勃迪伦说过一句极其经典的话，大意是：一个政权的好坏，不在于它如何对待那些有功之人，而在于它如何对待那些有罪之人！